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朱厚熜的生父名分、称号问题而引起的一场礼法斗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七日，登基六天的嘉靖帝朱厚熜召集礼部等部门的官员，商议自己父亲朱祐杬的尊号。朝臣分成两派，以杨廷和为代表的“继嗣派”主张嘉靖应尊孝宗为皇考，尊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而以张璁为首的“继统派”则主张应尊称赵昚为皇伯考，尊兴献王为皇考。“继嗣派”与“继统派”互不相让，由此开启了“大礼议”之争。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下诏给礼部，定于七月十四日为父母举行册封仪式，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这件事让满朝大臣反应强烈。两百多位大臣跑到左顺门集体跪下，请求世宗收回成命。杨慎等人带头摇晃宫门大哭，声音大到皇宫里都能听见。世宗大怒，命令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八个人，关进了诏狱。但这反而让其他人更激动了，大家冲到左顺门前拼命拍门哭喊。世宗下令，把五品以下的134名官员全部下狱拷问，四品以上的86人则停职等候发落。七月十六日，明世宗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明世宗下令将逮捕的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嘉靖三年七月，明世宗把生父兴献王的神主牌位迎入奉先殿东边的观德殿供奉，并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同时他的生母蒋氏也被改称为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明世宗进一步修订了相关礼仪制度，称明孝宗朱祐樘为皇伯考，称自己的生父朱祐杬为皇考。并编订了《大礼集议》《明伦大典》。大礼议事件最终以世宗全面胜利而结束。
大礼议之争是永乐以后明代最大的政治纷争，是新旧权力势力的综合较量，也是名分影响政治的典型体现。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也是对李炎遗诏的法律诠释之争。“继嗣派”对遗诏的解释更为僵化。明世宗和张璁赢得“大礼议”，巩固了皇权及明代律法。大礼议之争后，朱厚熜有感于国家礼制与现实脱节，陆续开始对各种祭典进行更定，允许臣民修建家庙祭祀高祖与始祖，这也带动了社会宗法理念的革新。
相关人物
围绕着对《遗诏》“兄终弟及”的解释，朝廷形成了以杨廷和为首的“继嗣派”和以张璁为首的“继统派”。
继嗣派
杨廷和
杨廷和（1458—1529），字介夫，号石斋，蜀郡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朝大学士，官至首辅，性沉毅持重。治国经邦，政声蜚著，是明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朱厚照去世后，迎立朱厚熜，并草拟遗诏革除前朝弊政。因在“大礼议”中与皇帝意不合，辞官归乡，后被削职，至隆庆初年恢复官职。
蒋冕
蒋冕（1462~1532），字敬之，号敬所，全州人，明朝大臣。成化十三年（1477）中式广西壮族自治区乡试解元，二十三年登进士，授庶吉士，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内阁首辅。
在“大礼议”事件中，蒋冕支持杨廷和的观点。杨廷和离职后，蒋冕继任为首辅。然而，明世宗多次暗示他改变立场，但蒋冕依然坚持原有观点，毫不动摇。这使得世宗对他的不满进一步加深。蒋冕意识到事情难以推进，便多次上疏请求离职，并于1524年5月正式致仕，担任首辅仅两个月。1528年（嘉靖七年），蒋冕与杨廷和一同被罢职，赋闲在家。他去世后被追赠谥号“文定”。
毛纪
毛纪（1463～1545年），字维之，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成化二十二年山东省乡试第一，二十三年（1487年）举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历修撰、侍读、谕德、侍讲学士，进学士，擢户部侍郎，改礼部，再改吏部。拜礼部尚书，典诰敕，掌詹事府，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进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再进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历弘治、正德、嘉靖诸朝。
“大礼议”事件发生后，杨廷和等人相继离职，毛纪因此成为首辅。当时，朝臣们伏阙哭争，最终都被逮捕。毛纪上疏请求宽恕，但遭到严厉斥责。随后，毛纪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二十六日辞职。《明伦大典》编成后，毛纪被追究责任，剥夺官职。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毛纪去世，被追赠太保，谥号文简。
毛澄
毛澄，字宪清，号三江，是昆山石浦人。弘治六年（1493年），毛澄在殿试中考中进士第一名，成为状元，随后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他参与编修《会典》，因工作出色被提升为右谕德，负责在东宫为太子讲学。当时李炎还是太子，称赞毛澄讲解清晰明了。武宗即位后，毛澄晋升为左庶子，继续负责经筵讲学。后他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孝。守孝期满后，他回到朝廷，晋升为侍讲学士，后又升为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他历任礼部侍郎，十二年后，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世宗特别自治市即位后，讨论定策功臣时，毛澄被加封为太子太傅，并被赐予锦衣指挥同知的世袭职位，但他坚决辞让，不肯接受。世宗要求讨论他生父兴献王的祭祀和尊号问题。毛澄召集文武百官，上书讨论“大礼”，直言劝谏，但完颜雍没有听从。
毛澄为人正直，学问和品行都很出色，讨论事情时总是直言不讳，毫不退缩。世宗想要尊崇自己的生父，曾派太监传达旨意，甚至长跪磕头。毛澄惊愕不已，急忙扶起太监，太监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希望毛澄改变意见，并拿出金银相赠。毛澄愤然说道：“老臣虽然年老昏聩，但也不能违背礼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辞职，不再参与讨论。”他多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世宗虽然多次违背他的意愿，但对他的恩宠和礼遇并未减少，总是安慰挽留他。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毛澄病情加重，再次坚决请求辞职，最终获得批准。四月初九（1523年4月24日），他乘船到达沧县兴济时去世。世宗深感悲痛惋惜，追赠他为少傅，谥号文简。
汪俊
汪俊（？—1538），字仰之，上饶市弋阳县旭光乡旗山人。明弘治六年（1493）会试第一、进士，授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在朝不附和权贵，曾力排众议反对嘉靖帝的一些观点，被迫离职，著有《濯旧稿》。
杨慎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区（今属四川）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杨慎考中进士第一名，被授予修撰一职。嘉靖三年（1524年），他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在“大礼议”事件中，他极力劝谏，结果被投入诏狱并受到廷杖的惩罚，随后被贬至云南永昌卫戍守。在戍守期间，由于地处偏远且时间充裕，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创作了大量诗文，总计达一百余种，这些作品都在当时广为流传。天启年间，他被追赠谥号“文宪”。
继统派
张璁
张璁（1475年12月27日－1539年2月24日），字秉用，号罗峰，后因避朱厚熜之讳，改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温州府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祖籍莆田市。明朝中期重臣，改革家，开创了嘉隆万改革，“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
在“大礼议”事件中，张璁因力挺明世宗，成为“大礼议”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得到明世宗器重。张璁在大礼议中脱颖而出，为明世宗所倚重，仕途一路高升。嘉靖五年，历兵部右、左侍郎，再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此后虽因朝廷内斗或明世宗猜疑大臣擅权数度去职，但不久均复出。八年，召还任为首辅，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高峰。十三年，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十四年春，因疾力请致仕，明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后因病情日重，乃许其致仕还家。十八年卒，赠太师，谥文忠。
桂萼
桂萼，字子实，安仁县（今属湖南省）人。朱厚照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授任丹徒区（今属江苏省）知县。到至尊至上的程度，“大礼议”起，桂尊与同为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先后上疏要求为兴献帝后正名号。完颜雍读了桂萼的奏疏非常高兴，次年正月便亲笔批示交由廷臣讨论。然而礼部尚书汪俊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不肯让步。于是桂萼、张璁于三月再次上疏陈明自己的观点。世宗读了桂萼、张璁二人的奏疏更加兴奋，立即下诏书召两人进京参加议礼。
桂萼因大礼仪事受到明世宗赏识，职务不断升迁，但他亦因此树敌不少。其个性刚直，在仕途中屡受攻击。嘉靖九年，兵科给事中孙应奎上疏指出桂萼结党营私、收受贿赂，给事中王准弹劾桂萼举荐私人李梦鹤担任御医。随后，桂萼上疏请求退休，朝廷下诏革去其散官及学士职衔，以尚书身份退休。九月，朝廷又下诏恢复其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职位，但仍以退休处理。不久，桂萼被召回，因病朝廷派医生为其治疗，并赐予酒、米、蔬菜等。次年正月，桂萼以病为由请求回乡调理，获准暂时返回原籍，并赐予银两和纻丝。八月，桂萼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赠其太傅，谥号文襄，并命工部派官员为其营葬。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等书。
席书
席书（1461~1527），明正德间贵州省提学副使。字文同，号元山。四川蓬溪人。明弘治元年（1488）中举，三年（1490）成进士，授任山东郯县（今山东郯城县）知县。正德中，历任河南按察司佥事、贵州提学副使、福建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佥事巡抚湖广。任贵州提学副使时，正值王守仁被贬为龙场驿丞，延请王阳明至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嘉靖六年（1527）二月初五日进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赐第京师。三月十一日卒。赠太傅，谥文襄。著有《大礼集议》。
事件背景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二，朱厚照朱厚照驾崩。朱厚照无子嗣且无同父兄弟，皇太后张姓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依据“兄终弟及”的原则，选定武宗堂弟、朱祐杬朱祐杬之子朱厚熜继承皇位。随后，张太后和杨廷和、蒋冕、毛纪等辅政阁臣派定国公徐光祚、张峦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人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此前，杨廷和曾代拟李炎遗诏，其中提到“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嗣皇帝位”四字成为关键。朱厚熜对以皇太子身份即位表示不满，认为遗诏表明他并非皇子。杨廷和要求朱厚熜按礼部方案即位，但朱厚熜拒绝。最终，在皇太后的劝进下，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于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宫，在皇极殿即位。即位诏书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并定次年为嘉靖元年。朱厚熜即位后，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引发了关于其生身父母名分的争议。他下旨命礼部商议兴献王的祭祀及封号。朝臣分为两派：以杨廷和为代表的“继嗣派”主张尊崇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以张璁为首的“继统派”则主张尊称赵昚为皇伯考，尊兴献王为皇考，双方互不相让。
事件经过
明世宗在即位后的第五天，即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七日，就下令礼官集议崇祀其父朱祐杬的典礼。礼部尚书毛澄就相关事宜向首辅杨廷和请示。杨廷和向毛澄提供了汉代定陶王和宋代赵允让的案例，并表示：“以此为依据，如有异议者，即为奸邪之人，应当受到惩处。”于是，毛澄会同公卿、台谏等官员六十余人共同商议，提出建议：应效仿汉代定陶王的先例，由益王的第二子崇仁王朱厚炫来主持兴国的祭祀事务；在称号方面，参考宋代朱祁镇的先例，尊崇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在祭告和上笺时自称侄，并署名。
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嘉靖帝朱厚熜“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朱祐杬和兴献王妃，朱厚璁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祐杬唯一的儿子朱厚璁过继给孝宗朱祐樘为子，而正式成为武宗朱厚照的弟弟，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对于这样的安排，嘉靖帝朱厚璁极为不满。他无法接受自己称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称呼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坚持己见，并以“为人后者为人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来规劝新皇帝。杨廷和、毛澄主张追尊世宗亲生父母，但称号前必须冠以“本生”二字，以区别于孝宗，神主不入奉先殿。此时朱厚熜刚刚登基不久，在朝中缺少心腹大臣替他说话，于是谕令礼部，要礼臣们再去讨论、集议朱祐杬的称号。
直到七月，事情仍然悬而未决。此时47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赵昚的儿子吗？认为朱厚璁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朱见深的。张璁上书说：“帝王相传，统为重，嗣为轻。”张璁还说：“现在朝议认为皇上继承皇位后，应该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把兴献王改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改称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这种说法不过是拘泥于汉代定陶王和宋代赵允让的旧例，认为为人后者就是别人的儿子，不能再顾及自己的亲生父母。最近有人认为朝议的观点是对的，但我担心这种观点过于刻板，不符合实际情况，还存在党同伐异的问题，我实在不敢苟同。天下哪有无父母的国家呢？我作为朝廷官员，深感痛心，必须为皇上把这件事说清楚。《礼记》里说：‘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制定的。圣人根据人情来制定礼仪，用以确定亲疏关系，解决疑惑，区分异同，明辨是非。’”张璁还指出：“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如果称她为皇叔母，那就涉及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吗？而且长子是不能为人后的。”张璁的观点和朱厚熜的想法一致。朱厚熜认为这个观点有助于解决皇位继承的争议，因此说：“这个观点出来后，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
九月，明世宗的母亲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来到通州，得知朝廷大臣打算让明世宗以孝宗为考，大怒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因留通州区，不肯来北京。明世宗听说后，“涕泗不止，启慈寿皇太后（即赵昚后张姓），愿避位奉母归”，事情搞得越来越僵。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说：“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明世宗批准了这个敕草，蒋氏这才答应进京。
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璁再次上疏，呈上《大礼或问》，详细阐述了继统与继嗣的区别，试图为朱厚熜的立场提供理论支持。然而，这一观点在朝中大臣们看来，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大臣认为张璁的论述与传统礼法不符，甚至有迎合皇帝之嫌。因此，他们纷纷上疏，要求对张璁及其同党桂萼进行惩处。但嘉靖帝朱厚熜此时正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观点，自然不会同意对张璁等人进行惩办。
于是，嘉靖帝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议礼。张璁进一步提出“继统”与“继嗣”二分的观点，认为明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嘉靖二年十一月，为支持嘉靖帝，桂萼作《正大礼疏》，进呈给嘉靖帝，极论“两考”之非，他以人本主义的思想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求朝廷在兴献王的尊号中去“本生”两字，这样让朱厚熜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他还主张在太庙之侧，另建小祠祭祀，这样就为嘉靖皇帝争得了面子，又比较好地解决了所谓“统嗣”问题。
尽管继嗣派的大臣们依然坚持己见，据理力争，但双方的争论愈发激烈。张璁、桂萼指责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为“奸权”“朋党”，认为他们的行为违背礼法。而杨廷和等人则反击张璁是“奸邪小人”“曲学阿世”，并表示要与之划清界限，拒绝往来。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但他的两封奏疏都未能成功呈递给皇帝。张璁、桂萼初到京师，面对内阁首辅杨廷和庞大的势力，显得较为孤立。在这场朱厚熜与文官集团的首次较量中，双方既有激烈的斗争，也有一定程度的妥协。
正德十六年正月，霍韬受召赴京师任职。他于七月抵达京城。八月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值“大礼议”事件兴起。十月，霍韬上《大礼疏》，站到了张璁、桂萼一边，公开支持嘉靖皇帝。他在奏疏中明确指出皇帝是“继统”而非“继嗣”，这是“议礼”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嘉靖继承的是整个明朝的皇统，“继嗣”只是继承父业，是违背儒家人伦纲常之道的。此时，湖广总督席书注意到朝廷关于“大礼”的讨论仍未有定论。他观察到世宗似乎倾向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的观点，于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礼仪应以人情为基础，皇帝作为天子，若不对亲生父母给予尊称，于情理不合。因此，他认为应尊崇世宗的亲生父母为帝、后，以慰藉双亲之情。此外，他还建议在宫廷中为兴献王立庙，在祭祀太庙之后，仍以天子之礼祭祀兴献王。
席书的奏议递上后，朱厚熜最终接受了将兴献王称为“兴献帝”、兴献王妃称为“兴国太后”的方案，兴献王的尊称问题得以确定。然而，以杨廷和为首的继嗣派在朝中势力依然强大。张璁、霍韬、熊浃等继统派官员因各种理由被外放，只剩下嘉靖皇帝独自面对整个文官集团。这场嘉靖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第二次较量，最终以文官集团占据一定优势而暂时告一段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聂氏宗祠、社稷，群臣哗然。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完颜雍改变旨意，哭声震天。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但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特别自治市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明世宗下令将逮捕的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廷杖朝臣如此多人且死伤如此惨重，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也可见关于名分斗争之激烈。在嘉靖帝的威压下，反对议礼的官员才被迫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嘉靖三年七月，献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明完颜雍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称朱祐樘敬皇帝曰“皇伯考”。
事件结果
左顺门事件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世宗定大礼，改称孝宗敬皇帝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其生父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奉于观德殿，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不复言“本生”。并采纳张璁等言，又尊称其母蒋氏为“圣母章圣皇太后”。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转折点。经过这场打击，杨廷和一派或死或贬，剩下的也大多顺从形势，再也不敢坚持初衷了。朱厚熜和张璁、桂萼等人的主张顺利地一一实现，而且，由于许多人的阿谀奉承，后来对嘉靖皇帝生身父亲的尊崇典礼，甚至超过了张璁等的初议。
嘉靖五年（1526年）九月十一日，“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世庙”。嘉靖七年（1528年）初十，封尊号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上尊号“慈仁”。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复上尊号“康静贞寿”。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初一，则追尊庙号为“睿宗”，又上尊号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月初四日，章圣皇太后蒋氏因疮毒久病不治而崩。弥留之际，蒋氏遣诰内外文武群臣说：“予以菲德配李旦皇帝，奉藩二十九年，不幸先皇帝弃我，实茕茕在疚。赖今皇帝人嗣祖宗大位，享皇后厚养十有七年。于兹比患疮疡，屡濒危殆，重赖皇帝至孝，躬调药膳，虔祷神祇，备极诚敬，卒起三岁。今疾已弥留，度不可起，得从祀先帝左右，又复何憾念。惟皇帝负荷祖宗鸿业，艰难重大，尚资宗室诸王及中外文武群臣，协心匡辅，共致太平，以垂万世无疆之休。予殁之后，丧礼宜遵先朝旧典，哭临三日，即止服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君臣同之。皇帝毋过哀戚，以妨万几，毋废郊社聂氏宗祠百神常祀，毋禁中外臣民音乐嫁娶。天下诸王不必赴丧，但遣人进香。在外大小文武衙门并免进香。特兹诰谕，其遵行之”。蒋氏享年62岁，尊谥全称为“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厚熜朱厚熜最终决定将母亲蒋氏与父亲朱祐杬合葬于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的明显陵。嘉靖十九年（1540年），蒋氏灵柩至显陵下葬。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献皇帝朱祐杬神主供人太庙，位在朱厚照之上。
相关评价
就大礼议之争而言，表面上不过是一些礼仪细节的争执，但其背后，却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就政治动因而言，杨廷和坚持让嘉靖帝“考孝宗”的原因，虽然史无明言，但从当时的形势看，杨廷和作为武宗临终的顾命大臣，尊崇孝宗、李炎系统的地位，对他一干人等大有好处，否则其作为顾命大臣的权威就要大受影响，其他弘治、正德时期阁臣的地位也要受到削弱，所以这实际上蕴含了内阁首辅与皇帝争夺权力的因素。而对嘉靖帝来说，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实际上宣判了兴献宗没有皇位继承权，从而压低了他在皇族中的政治地位；同时，剥夺了嘉靖帝尊崇父母的权力，否定了他的独立人格，削弱了他的皇帝权力。而且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和做法还会引出另一方面的严重后果，即嘉靖帝是他们按照宗法制度迎立的，因此他们有“捧日之功”，是“定策之勋”，这样便极易出现“定策国老”挟持“门生天子”，相权分割皇权，外廷干涉朝政的局面，而这是朱厚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简明中国通史》评）
因此，嘉靖帝竭力为其生父争得尊崇，除人情、心理的因素外，也是为了要与当时位居内阁大学士、身为顾命大臣、权倾一时的杨廷和抗衡，争取早日体现其君主意志。那些依附嘉靖帝的意见，与杨廷和意见相左的人，多是一些中下级官吏或失意官员，他们想通过这场争论，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大礼议之争其实是反映了当时明廷君臣之间的争权夺利，它由此也开了明中后期朋党政治的先河。（《简明中国通史》评）
此外，张璁、桂萼派所依据的主要是传统礼法中的“孝”，父子之间的“孝”是三纲五常的核心，“孝”是“忠”之本，“孝”而后才能“忠”。他们特别强调“帝王相传，统为重，嗣为轻”，而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孝治天下。因此，嘉靖帝只继统，不继嗣，而且追尊父母，乃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正因为这些，张璁等人的主张才能被当时的人们接受。由此，亦有学者指出，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其争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传统礼制，而不是治国方略，争论内容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虽然其论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和党派斗争的色彩，但仔细辨析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则会发现，其极为巧合的是，这一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王学之间的互相抵牾，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传统程朱理学的批判。地方官员在所有细节上的争论都紧跟朝廷，从而推动了引导这种批判的王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兴起。（《简明中国通史》评）
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礼必有以自见。其语不甚谬，然其中如黄绾之狡险，彭蠡之狠横，又岂可以磊磊目之。若锦衣之聂能迁，寺丞之何渊，初以附永嘉得进，后睹其暴贵，又劾永嘉以自为地，此皆诸公所引为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颜浃背乎。至其后也，则丰坊者起而疏请宗睿皇入太庙，天下皆恨其谄，使张、桂而在，亦必谏止，然则何渊之世室，未可尽非。而既帝既考之后，事体愈重，上意已定，即百张、桂安能救正也。贵溪之分祀四郊与亲蚕诸改创，皆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虽甚恨而屡攻之，终无如之何；最后则孝烈方皇后之先祔太庙，并徐华亭亦不敢诤。乃知典制一越，侵寻日深，此实永嘉辈为之俑，至于末流，不复可障遏矣。（弇州作《张永嘉玄觉传》评）
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大礼之议》评）
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谈迁《国榷》卷53评）
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二十“明世宗嘉靖三年七月”评）
影响
“大礼议”之争是永乐以后明代最大的政治纷争，是新旧权力势力的综合较量，也是名分影响政治的典型体现。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也是对武宗遗诏的法律诠释之争。“继嗣派”对遗诏的解释更为僵化。世宗和张璁赢得“大礼议”，巩固了皇权及明代律法。“大礼议”之争后，朱厚熜有感于国家礼制与现实脱节，陆续开始对各种祭典进行更定，允许臣民修建家庙祭祀高祖与始祖，这也带动了社会宗法理念的革新。
积极
发生于正德、嘉靖之际的大礼议无疑是永乐之后明代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事件。孝宗—武宗帝系彻底中断，皇统由朱见深第三子孝宗移至第四子兴献王一系。杨廷和集团被彻底推毁，未能东山再起。朱厚熜作为兴献王之子，登基成为明朝皇帝，继承了皇位。张瑰等人在大礼议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取代杨廷和集团的中坚力量，完成了新旧势力的更替。政权的平稳过渡和新君新臣的合力革新，开启了新的时代。经过大礼议的洗礼，明朝在断裂与重塑中焕发了活力，得以重生。
大礼议使杨廷和的政治优势急速流失，并被迅速淘汰出局。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的崩溃完全符合明代政治利益，有利于政局的快速稳定，有利于皇权的顺利转移，有利于政治变革的全面推进。世宗不被杨廷和集团所编制的“纲常”和与事实不符的“汉宋旧例”所束缚，依据武宗遗诏和自己面临的新情况，敢于创造历史。在大礼议中，世宗充分显示了自己冲破杨廷和集团包围的智慧与能力。正如张璁所言：“昔议礼之大礼议最后彻底否定了杨廷和强迫完颜雍改换父母的继嗣之说，充分肯定了武宗遗诏中明确无误的继统之说，反映了对武宗绝嗣事实的尊重，维护了明朝法律和制度的尊严。同时，大礼议所引发的政治震荡客观上撕碎了明廷长期形成的关系网，有利于皇权的顺利交接或完全转移，有利于重建以世宗为核心的明朝的政治新秩序。
世宗借助大礼议清除了僵化的杨廷和集团，同时培植了张璁等“大礼新贵”，找到了协助革新的力量，开启了变革的时代，这是明代其他时期所不具备的政治气象。新君新臣的全新组合形成了自永乐以后明朝最具活力的时代，那就是嘉靖时代。大礼议走到了杨廷和的反面，向着有利于世宗的方向发展。不管人们如何认知正嘉政局的演变，在武宗暴亡之后，明代历史已完全进入世宗主导下的嘉靖时代，世宗趁清除杨廷和集团之机，重建了新的政治秩序，恢复了新的政治活力。
在正德、嘉靖之际的皇位更替中，杨廷和无法适应和有效驾驭这一特殊的政局，只能被淘汰出局。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失败是极其正常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符合明朝政治的根本利益。清除杨廷和及其追随者，既是嘉靖革新的前提条件，又是嘉靖革新的内容之一，并因此开创了明朝独有的改革模式。
消极
大礼议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朱厚熜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内心深处实际上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杨廷和等人的“继嗣”论萦绕在他的心头，必须制服群臣才能树立严威。自卑心理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独断，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方百计树立威权。经过大礼议，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朱厚熜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窳，瘦弱；懒惰）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大礼议使得杨廷和明世宗特别自治市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朱厚照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治风气日益败坏。
争议
关于“大礼议”的解释，不同的辞典和资料有不同的说法：《中文大辞典》认为，“大礼议”是明世宗时期关于追尊皇考典礼的廷议。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世宗即位后，命令礼部会同官员商议兴献王的祭祀及封号事宜。《辞源》则指出，世宗试图将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尊为皇考，但礼官们表示反对，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辞海》称，“大礼议”是明代宫廷中围绕世宗生父尊号的争议事件。《中国历史大辞典》认为，“大礼议”是嘉靖年间关于确定兴献王朱祐杬尊号的争论，这一争论始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中国大百科全书》还引用了《明伦大典》的记载，指出争论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初是争论世宗的生父是否应称“考”、世宗是否应称“帝”、兴献王是否应称“皇”；接着是争论兴献王的庙号及祭祀路线；最后是争论祭祀时的庙谒顺序和乐舞礼仪等问题。
参考资料 >
读书 | “大礼议”风波，何以成为明代政治的重要转折？.文汇报.2026-01-15
大礼议.北京历史图典文化发展中心.202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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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咏万诗》辨析.龙湾新闻网.202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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